香港百彩网开奖结果

张柠:有信念的艺术与胆小鬼艺术 写作课

更新时间:2019-11-20

  “颓废派”艺术是被“坏世界”吓破了胆的艺术,它的怀疑和虚无,是长篇小说衰落的根源,必须重返一种确信的世界和艺术。好作家应该“确知什么事应该有”,并且坚信它。长篇小说的外在形式有不确定性,也是“未完成”的,但其内在形式则是确定的,那就是作家对美和完满,对人和未来的坚定信念。

  我们从托尔斯泰出发,一直走进了后现代的迷宫。人走路走累了,只想倚靠在大树上歇一歇,没有人会靠在一根芦苇上。托尔斯泰就是大树。艺术正是一个脚踏泥土向上飞翔的姿态,或者就是飞翔本身。托尔斯泰属于少数在最高空翱翔的艺术家。后现代大师约翰·巴思在《枯竭的文学》中曾经表示,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、狄更斯都过时了。我们发现,托尔斯泰没有过时,约翰·巴思才过时了。文学没有枯竭,约翰·巴思早就枯竭了。

  托尔斯泰晚年,在创作和思想上遇到障碍的时候,他就去读书,读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,读东方哲学,读老子、孔子、孟子、墨子“极高妙的智慧思想”。他还特别喜欢读普希金。80多岁的托尔斯泰还在读普希金的作品。他告诫青年作家们说:“别把时髦人物(颓废派作家)作为楷模,要学习普希金和果戈里。”他认为普希金的作品,符合他评判艺术的三个重要标准:内容新鲜,语言惊人,态度真诚!同时,托尔斯泰认为,态度真诚是最重要的标准,只有在此基础上,内容才会新鲜而重要,形式才会惊人而精准,而不至于“虚伪和做作”。最终的检验标准,就是艺术的感人程度,它能否让人在被各种类型的分割的地方,重新和解,拥抱在一起。

  托尔斯泰不怎么重视对“艺术才能”的讨论。但他会夸奖割草农民或朝圣香客的才能,说:“人民的语言多么美啊!”他会看着边走边唱的农妇说:“最好的作曲家就是人民!”他会让农民普拉东成为贵族彼埃尔的老师。这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美学观。他把人类概括为人民和天才,或者群众和英雄,然后模糊两者的界限。他试图消除大地和天堂的藩篱,写作由此而神圣化,作者由此而成了“神”。洞悉一切的“全知全能”的叙事视角,成了小说的基本叙事方式。

  二十世纪的小说叙事,在诟病十九世纪文学观念的基础上,力图摆脱以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、狄更斯为代表的叙事方式,并将一种“资产阶级工匠”式的写作推到了极致。小说工匠们貌似很精准、很科学、很客观。他们对写作者喊叫:“不要再出现‘他心想’这种句子了!与此同时,小说工匠们又不甘寂寞,他们很想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,但又不敢大胆说出来,躲躲闪闪,吞吞吐吐,法国新小说就是这样,后期的乔伊斯也是这样。

  小说工匠的另一个怪癖,就是为创新而创新,他们试图通过不断改变产品的外在形式,来获取存在感和价值依据。小说被创新的“疯狗”赶进了死胡同。

  二十世纪下半叶,走进死胡同的叙事文学开始另辟蹊径,重新开出两条道路,一条是师从亚非拉后发达国家和地区原生态文化、民间生活及其表达形式;还有一条就是重返伟大的十九世纪传统。辛格和索尔·贝娄都厌倦了那种玩儿技术的形式探索,他们的创作都在向十九世纪致敬。

  在长篇宏文《什么是艺术》中,托尔斯泰认为,人类进步必须具备两种工具,一是传递思想信息的语言,一是传递情感和希望的艺术,它们的最终目的,都是要促成人类的团结。所以,托尔斯泰在提出文学艺术的三个重要准则之外,又从写作的角度补充说,作家还必须具备另外两种素质:

  打个比方,我说:“太阳明天将要升起。”你说:“你不是上帝,你怎么知道明天的事呢?”我坚持说:“太阳明天必将升起!”你说:“也有可能不升起啊。”我说的是“应然”甚至是“必然”,你说的是“或然”。如果文学艺术就是你说的那样,我们要文学艺术干什么?文学艺术对这种“应然世界”的想象,就是在关注现实的基础上对现实的超越,就是对“完满”或“美”的想象,也就是对“未来”或“人”的信念。这就是托尔斯泰总能从现实中超拔出来,并将现实转化为艺术的法宝。这就是托尔斯泰,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和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超人之处。

  所谓关注现实,不是让我们去“复制现实”或者“抄袭现实”,而是要求我们“选择”“建构”“想象”另一种现实,也就是呈现托尔斯泰所说的那种“应有之事”。同时还要对这种“选择”和“建构”有坚定的信念,像普希金那样的信念,像《巨人传》那样的信念,像《悲惨世界》《双城记》那样的信念,像《穷人》《死屋手记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那样的信念。

  你明天有两种可能:一是活着,一是死掉。你的爱人明天有可能还爱你,也有可能爱上别人。对任何事情如果都用“或然推理”来判断,生活就充满不确定性,世界就真的会出意外。然而,意外还是出现了。那种延续了几个世纪的“坚定信念”的逐渐丧失,其实在托尔斯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大约从爱伦·坡的时代,从《地下室手记》的时代,从《恶之花》时代就开始了。由此开启了托尔斯泰称为“颓废派”文学的时代。经过几十年的时间,培育了一批胆小如鼠的人。尤其到了二十世纪,经历了“经济大萧条”、“一战”和“二战”,这种类型的“人”更为普遍,渐渐地,他们开始拉帮结伙,嘲笑十九世纪的“人”。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:不相信,不确定,不肯定。他们一边想着好事,一边想着更多的坏事,然后就像老鼠一样,拼命地打洞,朝地底下钻,听见敲门声就发抖,看到陌生人就逃跑。

  对长篇小说而言,黑格尔所说的“市民社会的史诗”中,没有了“史诗”,只剩下“市民”,也就是卢卡奇所说的“衰变时代的问题人物”。本雅明则用“机器复制时代”做论据,论证出“经验”的消失,进而推论“讲故事艺术”的消亡。某种意义上说,理论批评的混乱,导致叙事艺术的衰落。叙事艺术的衰落,导致理论批评的消亡。理论批评和叙事艺术凑在一起互相伤害。于是成长小说变成了退化小说,行动小说变成了沉思小说,想心事和做梦替代了情节和动作,叙事成了治疗法和催眠术,最终,小说叙事变成精神分析学猜谜和形而上学推理。然而,该走的都已经走了,该在的还在,世界美如斯,到处都充斥着“事故”和“故事”。有什么样的心态,就有什么样的信念,有什么样的眼神,就有什么样的经验,大象嘴巴里露出的才是象牙。

  施宾格勒说:“城市是现代文明风暴的中心。”马克思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有一段关于城市文化的话,说得非常透彻。他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,视为野蛮向文明的过渡,同时也发现了资本与劳动分离导致的异化后果。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化,就是城市文化,就是告别沉思走向行动的商业文化和欲望文化。与此相应,也衍生出一系列副产品:进城的农民,失败的市民,赤贫化的失业者,不愿回到泥土上的流浪汉等等。与稳定的乡村和永恒的自然相比,城市是人工制造品,是“人造天堂”的冒险实践,它充满了不确定性。有人很快就适应了,比如施蛰存和张爱玲。有人一辈子也不适应,比如废名和沈从文。

  就当代中国情形而言,多数“50后”和“60后”,他们最熟悉的是乡村经验。“70后”和“80后”,他们对乡村经验很陌生,即使出生在乡村的人,也不知乡村为何物。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,城市是乡村的“剩余物”,那么今天,乡村就变成了城市的“剩余物”。城市文化成了主导文化,能说你不熟悉城市文化吗?关键在于你“确信什么事应该有”的信念之中,是否有城市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位置。

  进一步落实到文学层面。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学,就是城市文学,或者从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迁移途中的迁徙文学。乡土文学的基调是抒情的,面对缺少变化的日常生活的叹息和幻想,由此衍生出传奇和寓言。城市文学的经验基础,就是无限多样地展开的日常生活本身(18世纪的简·奥斯汀和理查逊),以及日常生活展开受阻的故事(19世纪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)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作家,曾经提供过很好的借鉴。

 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,存在一种初级阶段城市文学,他们以为只要写点街道、高楼、超市、酒吧、邂逅、夜总会、逛街和购物,就是城市文学。这种仅仅满足于城市外在形态的写作,是一种浅薄的城市文学。真正的城市文学,跟乡土文学一样,也需要处理一些人类永恒的棘手的问题,比如生死,是非成败,成长或蜕化,苦难和罪孽,信仰和救赎。不同之处在于,乡土文学是在泥土上或茅屋里处理,城市文学是在人造石头(水泥)上和高楼里处理。乡土文学面对的是“血缘宗法制”的宗族,城市文学面对的是“商品拜物教”的宗族。他们的公分母是希望和信念,而不是仇恨和簌簌发抖。

  没有现实,艺术什么也不是,没有艺术,现实也微不足道,艺术是现实精神和超越精神共同孕育的结果。现代经验就是城市经验,与城市相关的文学肯定“日常生活”并使之变成艺术。“颓废派”艺术是被“坏世界”吓破了胆的艺术,它的怀疑和虚无,是长篇小说衰落的根源,必须重返一种确信的世界和艺术。好作家应该“确知什么事应该有”,并且坚信它。长篇小说的外在形式有不确定性,也是“未完成”的,但其内在形式则是确定的,那就是作家对美和完满,对人和未来的坚定信念。跟胆小如鼠的艺术相比,好的艺术,有信念的艺术,永远不会过时。

  长篇小说《三城记》是以北上广三座城市为背景,书写“80后”的成长史,聚焦主人公顾明笛的命运,呈现了一个当下城市青年的奋斗史、情感史、挫败史,刻画了一个书斋里的青年是如何成长为社会人。

  我的写作动因主要有两个:一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流作家比较擅长写乡村,城市题材的小说相对缺乏,一些年轻的作家虽然在写城市题材的小说,但他们的城市经验往往过于碎片化。我尝试完成都市青年成长的小说。此外,小说主人公是出生于1980年的城市青年,尽管他与“50后”“60后”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,比如生死问题,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具体问题,差距是很大的。五六十年代的人在现实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“匮乏”,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。匮乏感一直是他们小说叙述的主调。“80后”一代,总体上看,不存在这种“匮乏”,他们面对的是“过剩”带来的烦恼和无聊。主人公顾明笛大学毕业,在国有企业办公室上班,家里有两套房,但他质疑生活的意义,整天焦虑不安。他辞职离开上海去了北京、广州闯荡,先后进入媒体、高校、互联网企业工作……

  当物质匮乏的问题解决之后,人的意义在哪里?这是一种新的匮乏。匮乏与拯救,是永恒的主题之一。这个主题不仅在我的小说里存在,我的评论里也常有触及。写评论的时候,我经常想,如果我来写小说,会怎么处理这种问题?我在教学中与年轻人接触也很多,因此,我塑造这么一个“80后”人物形象,让他直面这代人的真问题,去行动,去选择。

  张柠,作家,学者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北京师范大学教授,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三城记》,长篇童话《神脚镇的秘密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幻想故事集》等。著有学术著作《土地的黄昏》《文学与快乐》《民国作家的观念与艺术》《感伤时代的文学》《白垩纪文学备忘录》《枯萎的语言之花》《叙事的智慧》《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》等。


开奖直播| 2017开奖记录开奖结果| 正版挂牌| www.34949.com| www.01378.com| www.226tk.com| www.59503.com| 开奖结果| 香港马会资?大全2018| 11550.com| 本港台开奖现场报码室| www.010033.com|